我们是动不动就抓起来，而且里面还带着很多腐败、利益、暗箱操作等等问题。

在我们今天人民民主因各种主客观条件受到限制的条件下，发展党内民主，通过党内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带动和促进国家层面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极为重要。那么，如何实现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最基本最重要的途径就是法治。

教育反腐是个需要长时间方能见效的工程，对于已经腐败成性的官员来说，仅靠教育是不可能使其自动收手的。例如，中国古代儒家主张通过教化使公权力执掌者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从而达到灭心中贼而不想腐的境界。●在治理现代化的条件下，作为执政党其执政和行使国家公权力必须以法治为基础 中国共产党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政党，宪法赋予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地位。因此，中国共产党及其党员在行使公权力时，同样可能产生滥权和腐败的现象。没有法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以及尊重和保障人权就都只能是一句空话，就不可能有人民民主。

进入 姜明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党的领导 社会主义法治 治国理政 。因为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即是以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为重要内容的改革。另一方面，对于那些经由甄别程序检验而可为权利的诉求，因公共资源不够而无从有效实现，不宜通过宪法列举，否则会给宪法招致虚伪骂名。

[39]已有成果，请参见桑本谦：《利他主义救助的法律干预》，《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第127-140页。它反映了社会主义在新的改革形势下的全新诉求，是对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的高度凝练。然而，一旦失去传统的道德约束，在权力价值中立立场的漠视下，个体能动就极易走向极端。[35] 其二，宪法义务体系的构成，包括禁止性义务、要求性义务和倡导性义务三个层次。

[37]值得注意的是，在诸如《公务员法》、《教师法》、《法官法》等身份型立法中，均明文规定了此类身份所承担的义务。对于处于价值选择迷茫中的人们而言，通过恰当制度设计而为的道德指引，有时却是增进个体福祉的利器。

原教旨主义的市场经济及其种种悖谬，核心是市场经济伦理的失范。宪法是公共资源分配的根本法。作为话语共识的宪法的介入，更可将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政治话语转变为可资实施的宪法话语，由此有效克服传统宣传模式的空洞化倾向，并使其具备了共识的基础。[8] 从社会秩序维系的角度而言，现代社会无法为频繁激烈的价值冲突提供恰当的解决路径，这就迫使个体只能以各种妥协折中来寻求自我解决。

这些问题由其催生或助长，而其彻底解决，则根本上仰赖道德困境之化解。而在社会结构分化的语境下，加之新型传播技术发展所促发的立体式传播效应，既有的独白式宣传模式日益感受到不适，进而陷入所谓的核心价值认同困境。时至今日，当个体主义愈来愈强大，多元价值所致的社会分裂恶果日渐浮现，甚至有动摇社会根基之虞，现代宪法表达的权力-权利-义务结构，自然面临无力回应道德困境的有效性诘问。这就意味着，任何个体利益诉求均可依其主观界定诉诸权利，哪怕是那些再浅薄或任性的一己之私—空泛的权利似乎成为一个任人打扮的奴婢。

参见[英]以赛亚·伯林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45页。宪法要通过妥当的方式表达社会核心价值，这表明宪法已然超越了传统的价值中立立场。

更为本质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内蕴的核心价值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体现。在中国，国家权力显然无法超然于价值博弈。

不同类型权利之间的差异，仅在于国家担负义务的不同。若不履行，则因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要求性义务对应于具有特定身份的公民的职责要求和因某种行为而担负的后续行为要求。摘要:  现代社会的道德困境，具有个体普遍放松道德自律、价值冲突剧烈且不可公度和社会道德共识难以凝聚三重意蕴。它预设了统一的功利价值，以一种普遍适用的姿态，摒弃了纷繁复杂的人性选择，超越了个体的情感体验，为身处于道德困境的人们提供了一种道德风险最小的方案，使其克服了内心的道德焦虑，明确了自身行为的预期，有助于个体走出道德两难。在更多的时候，由于各种价值的侵略性，为了确保现代社会的精神自由和多元价值并存局面，权力的价值中立，往往沦为价值冲突的平衡术。

这一多元，是各种具有自身独特规定性的内在价值的多元，[3]它不仅是对相较于古典更为多样化的价值状态的描述，更蕴含着现代社会对于这些价值宽容而无偏倚的中立立场。[18]此点明确了核心价值与多元价值的关系，即，多元价值并非从属于核心价值，而是处于相互竞争状态，而宪法程序为各种价值通过自我论证升华为核心价值提供了秩序平台。

它淡化了个体内在的道德品格判断，日益丧失对人的终极关怀，抑制了好坏标准和善恶标准的存在。宪法价值法则，是宪法的价值来源和逻辑起点。

对于法学研究而言，针对行善者法律风险增大这一对社会行善氛围有着无以复加的负面影响的现象，既有法治体系如何调整，颇值考量。[9]社会道德共识的虚无使得传统的善恶判断失去基础，日趋模糊，人们的行为最终只能按照自身的道德判断来做出。

现代社会数百年的持续进步，反证了社会核心价值的存在。[16]参见[英]约翰·奥斯丁著：《法理学的范围》，刘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60-77页。现行宪法实施的历史经验显示，自其颁布以来，其后数次修订无一不涉及宪法序言第7自然段，恰恰说明现行宪法的与时俱进。在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社会核心价值经历了从一元权威向多元价值并存的转型。

[28]参见刘茂林、秦小建：《人权的共同体观念与宪法内在义务的证成—宪法如何回应社会道德困境》，第39页。若要回应道德困境，而又不致淡化其卫护自由之传统功能，宪法就应以社会核心价值为理据，建构其与宪法价值体系的对接机制，进而指引宪法权力-权利-义务的结构调整，以期达致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重新平衡。

[5]权力为防止其对某一价值的偏好而伤害其他价值，只能遵循中立立场。文章来源：《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1期。

即使某个选择符合个体内心的道德判断，也有可能被持有不同道德观念的他人加以拒斥甚至谴责。在此价值关系的作用下，当下中国弥漫着信仰缺失的随波逐流。

[23]应当指出，这一问题并非宪法在回应道德困境时所独有。实证主义的法律体系，通过立法过程中的价值博弈甄选出合适的价值原则，将其具体化为可供直接援引的规则，并通过利益衡量机制和责任机制等，试图为大多数价值冲突提供精确的适用模板和确定性的答案。这一规范主义的经典宪法理念、结构与体系，恰恰顺应了道德困境的生成逻辑，因此注定了，现代宪法非但无从有效回应，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助推着道德困境。这些规则，不仅是简单地对功利原理的具体化，而且与个体在实践中的道德感觉是一致的。

只有以社会核心价值为内核的宪法，才能形成实质性的宪法价值共识，宪法才能由此获得人民发自内心的信仰，也才能引领唯己主义横行的社会走出凝聚力涣散之危机。由此理解现行宪法义务体系，应秉持如下认知： 其一，现行宪法义务体系规定的义务，包含两种类型，一是第51条规定的所谓宪法工具性义务，即为保障他人权利实现而承担的义务。

虽然这一法律体系以确定性的指引带领人们走出了道德两难，却陡然间发现业已陷入了另一种可能更为深刻的困境之中了。服从规则，往往比违反规则更能产生功利。

[5]伯林以不可公度来解释现代社会的价值冲突，他指出：人类的目标是多样的，它们并不都是可以公度的，而且它们相互间往往处于永久的敌对状态。作者简介：秦小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